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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认为，除目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官员任免的名单条目，实际上官员任免的文书内容也被称为除目，因此以人事任免信息来概括除目的内涵更为允当。除目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，可以经由皇帝和大臣反复商议决定，也可能议而不决，并且有可能变更。官员任免的结果确定后，即予以拟制，形成的人事任免内容称为除目，又称为除书。作为人事任免信息，除目可以出现在官文书中，也可以出现在邸报、小报等媒介中。鉴于后文多有涉及除目并非邸报的问题，本节主要证明除目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的问题，举四例为证。

其一，载于《宋史》列传第七十五：

中书尝进除目，数日不决。帝曰：“当问王安石。”介曰：“陛下以安石可大用，即用之，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？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，可即行之，不可不行。如此则执政何所用？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。必以臣为不才，愿先罢免。”

此例中，宋神宗对除目未下决心，要求中书省以此事询问王安石意见，遭到唐介等中书省官员的坚决反对。除目虽尚未交付王安石，但除目可以商议决定可见一斑。

其二，载于宋代王巩的《闻见近录》，记载的是当事人的见闻，生动反映了宋神宗与大臣商定除目的场景：

神宗一日召执政诣天章阁，而吴雍与震预召，时为中书检正官也。及对，及议官制除目。初，执政进呈三省。显：“始欲以金，而今御宝乃金也，涂金可耳。”执政既进除目，上笑曰：“三省、密院官，姑置之。”乃议吏部而下，及某官除某乙，则俾雍、震互书之。至太常少卿，上曰：“此必慎择人。”执政屡荐名，皆不应上意。至礼部郎中。则曰：“此南宫舍人，非他曹可比，可除刘挚。”至著作郎，则曰：“此非苏轼不可。”少。夏弥，曰：“得之矣，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。”

此例中，宰相进除目，宋神宗对官员人选一一议定。中间有太常少卿一职，宰相推荐数人都不称宋神宗之意，最终由宋神宗经反复思量确定为范纯仁。议定的除目由两名中书校正官共同记录，以防错漏。

其三，载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六十五，元佑六年（1091年）闰八月，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和吕大防、苏辙等人商议官员任免事宜。苏辙以防止形成朋党为由反对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，宣仁太后将相关人选暂时搁置，认为“不如且静”，除目议而未决，众大臣“卷除目持下”。

其四，再举一个元朝的例子，出于《元史》列传第三十：

台臣尝奏除目，文宗以笔涂一人姓名，而缀将作院官闾闾之名。自当言：“闾闾为人诙谐，惟可任教坊司，若以居风纪，则台纲扫地矣。”文宗乃止。

此例中，元文宗在台臣上奏的除目上作了一个修改，想替换为闾闾，但受到时任治书侍御史的自当的反对而作罢。

比照同时期日本文献的一些记载，更可彰显除目所指的是官员的任免，而非古代官报。在日本平安时代（公元794-1192年）的随笔文集《枕草子》（约成书于公元1001年，宋真宗咸平四年）中对“除目”有很多记载，兹举一例：

除目のほどなど、内里わたりはいとをかし。雪降りこほりなどしたるに、申文もてありく。

译者林文月对这一段大臣们为了能够“除前官之任，而就新职”，在除目发表之前到处活动情景有过生动的翻译：“叙官除目时节，宫里头可就更有意思了。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中，人人捧着自荐书奔走。”

在《枕草子》的记载中，“除目”即是除授的活动，与邸报并无关联。这与唐宋时期我国“除目”的含义是相近的。对此，《枕草子》的早期译者周作人也曾作出过注解：

除目系用中国古语，除谓除旧官，后转称拜官曰除，除书曰除目，犹后世所谓推升朝报。唐人诗云：“一日看除目，三年损道心。”日本古时除官，有内外之分，正月九日至十一日，为地方官任免日期，文中即指此事。

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，“除目”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，断不是邸报。宋史学者邓小南曾经对个中关节予以揭示：

除授的结果，即“除目”。由朝廷发送邸报，通知百司各方，石介在嘉州时，曾见到载有除目的邸报，得知“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，依旧在台”，因而赋诗一首，内有“惊闻除目到遐荒”句。除目公布后，臣僚仍然可以提出批评、改罢意见。

邓小南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。从上述例证可知，在商议的过程中，已经以“除目”相称了，并且没有形成除授定论的，也被称之为“卷除目持下”。可见，除了除授结果外，商议中的除授名单也可以称作是“除目”。只是载入邸报的，的确是除授的结果。实际上，除了宋史学者的论断之外，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古人“读邸报”时读到“除目”的史料，更足以确证除目是刊载于邸报中的内容：“某兹读邸报，窃审辞庞帅藩冠班殿，先皇帝延登翰长，待之以江彦章綦叔厚之伦，新天子尊礼宫端，叶之以蔡君谟苏子瞻之职，除书一播，舆论交归。”这段记载出自刘克庄给友人的一封信中，明确写到了自己在读邸报的时候看到了有关蔡君谟（蔡襄）、苏子瞻（苏轼）的任命消息，认为任命允当，遂有“除书一播，舆论交归”之语。

那么，除目并非邸报，如何又被误会为邸报呢？这恐怕与古代诗词以及一些文献中记载的：杂泄。梳理既往的研究，学界将除目作为邸报的证据主要有四个，在此列举如下，并逐一加以驳正：

（一）古代诗词文章中对除目与邸报的混用

在古代诗词文章之中，屡见“除目”“除书”二字。比如《容斋随笔》中曾有“黄纸除书”条，专门言及“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”，谈论白居易诗中喜欢使用“黄纸除书”一词的现象。古代诗词中还常有诗歌标题为读邸报，而内容却又谈除目的。这自然给今天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比如孔正毅指出，在宋人看来邸报即除书、除目，三者是同样的东西。他所采用的例证即两首宋诗，其一是宋代诗人薛季宣《读邸报二首》之一：“大漠烟尘静，三公计画奇。定安唐庙貌，行复汉宫仪。捷奏腾千里，除书满四维。自然禽颉利，蚤晚赞无为。”诗歌的标题是“读邸报”，而内容却说“除书满四维”。其二是宋人石介的《嘉州读邸报见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依旧在台》诗云：“惊闻除目到遐荒，病眼偏明喜倍常。古节如争台柏直，青衫新惹阁芸香。中庐夜宿群经蠹，北户朝趋满简霜。主簿虽卑官渐紧，近来应有谏书囊。”标题上说“读邸报”，而内容却是“惊闻除目”。

从除目和邸报的关系来看，此问题不难解释。古人所述实质是在邸报中看到了除目，只是囿于诗词的文字格律限制，亦或在古人看来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，故而未作交代。其实在诗词之中也存在证明除目并非邸报的例子，但却为学者所忽视，其例见于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的《初学集》卷十六《有客》诗：“有口未缄只可饮，此身已隐更何云。山堂近有三章约，邸报除书《骂鬼文》。”

诗中，钱谦益明确的将邸报、《骂鬼文》（东方朔的佚文）和除书（即除目）并列为不愿谈论的三个话题，以此可证除目并非邸报。就笔者所见史料来看，钱谦益这段话则是化用了宋代词人刘克庄的《沁园春·寄竹溪》：“老子衰颓，晚与亲朋，约法三章。有谈除目者，勒回车马，谈时事者，麾出门墙。已挂衣冠，怕言轩冕，犯令先当举罚觞。”结合刘克庄的原词来看，除目与原词中的“时事”并列，也可凸显除目、“时事”都是邸报中的内容。并且，钱谦益将除目与邸报并列并非是仅见于此诗之中的孤例，在其笔记文章之中也有类似的使用，载于《有学集》卷四十五：

启、祯之间，风气益变，盟坛社矗奔走号跳。苞苴竿牍，与行卷交驰；除目邸报，与文评杂出。訞言横议，遂与国运相终始。以选文一事征之，亦当代得失之林也。

此例中，他再次将除目与邸报连用，并且与“苞苴竿牍”对仗。“苞苴竿牍”代指夹带礼品的书信，以此类推，可知“除目邸报”应指刊载有除目的邸报。

（二）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所说的“除目朝报”

第二个常见证据是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十六《旧唐书原委》称：

唐长兴中，史馆又奏：“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实录，请下两浙、荆、湖等处，购募野史及除目朝报、逐朝日历、银台事宜、内外制词、百司簿籍上进，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野史，亦令各列姓名请赏。”从之。

在这条史料中，赵翼将“除目朝报”并称，被学界视为是除目即是朝报的关键性证据之一。赵翼所提及的“除目朝报”，主要依自《旧五代史》和《五代会要》，在此对照原文如下。

其一，《旧五代史·唐书》明宗本纪记载：

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，请下两浙、：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。从之。”

其二，《五代会要》卷十八《史馆杂录》记载：

伏乞特降诏旨，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以上四朝野史，及逐朝日历、除目、银台事宜、内外制词、百司沿革簿籍，不限卷数，据有者抄录进上。若民间收得，或隐士撰成，即令各列姓名，请议爵赏。

对比可知，所谓“除目朝报”在《旧五代史》中为“除目报状”，而在《五代会要》中则仅提及“除目”，并未提及报状。个中缘由，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认识。

其一，《五代会要》的史料更为原始。从成书时间角度看，《五代会要》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（961年）。撰者王溥是五代汉进士，授秘书郎，在周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、左仆射，对五代制度见闻较切，因此史料比较详实。《旧五代史》的编纂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（973年）四月，至次年闰十月成书。并且原书已佚，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时的辑本（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成书于乾隆六十年）。因此，《五代会要》中的记载应更近于原始文献。当时，后唐史馆修唐史，但唐末档案和史料散落，于是面向社会购募，但“敕命虽颁于数月，图书未贡于一编”，只能上书朝廷要求再下敕命，向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南方搜寻史料。《五代会要》中并未提及“报状”，这里的除目所指的是官员任免信息。对于修史而言，这是极为重要的史料。该史馆要求诸司上报留存的材料中，即包括“京百司长官、刺史以上除授”，可为映证。

其二，《旧五代史》中的“除目报状”应如何理解。所谓“报状”，姚福申曾经做过专门考证，指出其可以理解为“进奏院报状”的简称，还可以指牒报和录报，以及带有报告性质的上行或下行的官文书。而“朝报”仅是“进奏院报状”中的一种，在宋时不完全等同于进奏院报状，到明清时期，士人才将朝报、邸报和进奏院状报混同。再对照《五代会要》中的记载可知，《旧五代史》中“野史及除目报状”为比较笼统的写法。所谓“报状”并非是除目的互称，而更可能是对后文“银台事宜”的略称，是指与除目并列的史料。在五代之时，银台司主掌官文书的上传下达，以及进奏院报状的编行，因此，所谓“银台事宜”正接近于姚福申关于“报状”的解释。赵翼受明清时人影响，将“除目报状”写为“除目朝报”，已与原意有所偏离，今人再将“除目朝报”视为除目即朝报的佐证，则更不允当。

（三）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中“推升朝报”的记载。

明代谢肇淛在其著作《五杂俎》中对除目有过专门的解释：

一日看除目，三年损道心。除目，今之推升朝报也。其中升沉得丧，毁誉公私，人情世态，畔援歆羡，种种毕具。若恋恋于此，有终身丧其所守者，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？

谢肇淛提出的“除目，今之推升朝报也”之说，历来被视为是除目就是朝报也即邸报的关键佐证。方汉奇、孔正毅等学者皆曾援引这条史料。周作人在解释除目一词时，也是援引了此语中的部分内容。

但论者援引此例时，往往忽略了此说中的“推升”二字。考诸史料，类似于推升朝报的用法，在谢肇淛的时代还有一例，载于袁宏道《未编稿》卷一：

昨职等仰奉堂谕，因本司当该已除万全都司经历郭元，公论久愤，致令言官形之奏牍，此番推升，遂拟劣转。方职等拟官之时，本司都吏朱国梁率诸当该排闼而入，再四乞免郭元，职等不应，国梁悻悻而去。及榜出，国梁遂令坊间暗去郭元名字。今推升报中，竟无元名矣。盖卫官原系扣缺，多有一人两除者，而外间所凭，止据一纸刻报。

所谓“推升”，《明史》选举志有专门解释：“凡升迁，必满考。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，曰推升。”可见，在明代，推升是一种破格提拔的方式。结合袁宏道在文中的用法来看，应也被用来泛指官员的任免。袁宏道所谓推升报，即刊载推升消息的邸报。事例中，郭元因涉私人恩怨，结果被朱国梁暗令民间刻报之人从对外公布的推升报中抹去其名字。这个记载清楚地展示了推升朝报的性质。

因此，谢肇淛所谓的“推升朝报”，应是载有推升消息的朝报，除目应理解为朝报中所载的官员任免信息。尽管在明代诗歌中，还可见到“除目”二字，但更可能是一种用典的修辞手法。其实在谢肇淛的这段史料中，所谓“今之推升朝报也”之说，已经隐含了时人并不熟悉“除目”为何物的意思。因此，退而言之，即使谢肇淛认为除目即刊载官员升迁信息的朝报，这也是一种明代人对唐宋时期除目性质的推断，并不能作为第一手证据。除目为何物，应以唐宋时期的史料为主要依据。

（四）孔正毅等学者提出的元代“除目说”

2010年，孔正毅在研究中补充了有关元朝“除目”记载的重要文献。他以《元史》卷一百二十八《姜卫传》的记载为例，指出姜卫作为行台御史大夫有向朝廷发表意见的义务和权力，每次收到“除目”之类的政府官报，都要和幕僚们就除目中的内容，进行议论，如觉得有不妥之处的，就一定要上书弹劾。而官文书的抄发对象只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所在的政府部门，具有特定的对象，而姜卫经常收到这类除目，因此这类除目不是官文书，只可能是承载公共信息的政府官报或邸报。同时，他还援引元朝人的文献记载和诗歌，指出诸条元代除目史料均是关于人事任免方面的信息内容。孔正毅的上述论断，对元代除目研究有着筚路蓝缕的贡献，但对这些证据却有着误读。

恰如孔正毅所揭示的，宋元时期的除目史料都是关于“人事任免”方面的。这绝非除目和邸报是“同物异名”相互代称所能解释的。这些表现其实正印证了除目就是官员任免信息，并非邸报。

实际上，在《元史》中还有其他有关除目的例证，能够更清楚展现除目的性质，即《元史》本纪第三十一中的两个记载，其一：“是月，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，遣人以除目来奏，帝并从之。”其二：“辛丑，文宗立都督府于京师，遣使来奏，又以台宪官除目来上，并从之。”

这两段史料中的事件具有较为特殊的历史背景。1328年，元泰定帝死，元廷出现内乱。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大都自立为帝，是为元文宗。不久，其兄长和世剌在上都和林也宣布即位，是为元明宗。于是，元文宗表面上退位，奉兄为帝，第二年两人相会于上都之南，元文宗毒死元明宗后再次称帝。这两则记载中的事件发生于两人相会之前。元文宗名义上退位，但执掌大都事务，于是两次将拟定好的除目上报到上都，都得到了元明宗的同意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既然是呈报元明宗并要得到他的同意，则除目断不是邸报，只能是官员任免信息。

正如前文所引，邓小南对除目发布之后仍可批评改罢的论断，已经解释了姜卫见到除目后的一些做法的合理性。邸报既然是发至“百司各方”，孔正毅所举例的姜卫自然能经常性地看到刊载除目的邸报。姜卫当时的职务是行台御史大夫，弹劾纠察正是其分内的事，自然可以对认为不妥的人事任命上书弹劾纠正。同时，孔正毅从官文书发放对象入手辨析除目性质的认识也是有误的，此点留待后文论述除目背后的信息流动和政治传播时进一步驳正。

在学术界之前的研究中，其实已经认识到了除目和邸报的关系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邓小南、姚福申对此点到为止，并未交代依据或缘由，也未作深论。类似观点在孔正毅等学者的研究中其实也曾零星散见，但却都语焉不详，未敢定论，继而便转入除目即邸报的别称之类的含混话语之中了。在此，本文拟在前辈学者论断的基础上，从除目的拟制与传播等视角入手，对除目及“除目流布”背后的政治传播予以进一步的解析，此问题或可得到更好的揭示。

除目中所反映的是封建王朝中的核心人事机密，其信息拟制过程自然被严加控制。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，除目的拟制有着严格的拟制主体和拟制程序规定，并且在政治信息流动中具有一定的纠错程序。

（一）除目的拟定主体与程序

五代时期除目的拟定程序为“（除目自）中出”或“宰相奏拟”，换言之，皇帝为拟定除目的最终决定者。在程序上可以直接“中出”除目，或者宰执大臣也可拟制除目奏请皇帝同意后执行。胡三省在注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曾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，见于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百八十天福元年（936年）五月庚寅条：

李崧请急在外，薛文遇独直，帝与之议河东事……帝意文遇当之，闻其言，大喜，曰：“卿言殊豁吾意，成败吾决行之。”即为除目，付学士院使草制。〔御笔亲除付外行者谓之除目，其经宰相奏拟而行者亦谓之除目〕

文末引号中即为胡三省的注，明确指出了“御笔亲除”或“宰相奏拟”的谓之除目。当然，这里并非指只有皇帝和宰相本人才能拟制除目的内容，职能相关的文官也可参与拟制，具体而言，即可草拟“御笔亲除”的翰林学士，可草拟“宰相奏拟”的中书省官员等。在宋代，扩充到枢密院大臣也可以参与商议职权相关的除目。举三个例子为证。

其一，见于《宋史》列传第七十九：

元丰官制行，震与吴雍从辅臣执笔入记上语，面授尚书右司员外郎，使自书除目，举朝荣之。

当时，王震的职务为中书检正，具有草拟除目的资格，所以获得了“自书除目”的荣耀。

其二，见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十七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庚午条：

以职方郎中、直秘阁黄夷简为光禄少卿，主客员外郎、直史馆曾致尧为户部员外郎。先是，宰相张齐贤荐夷简、致尧宜掌诏命。尝有急制，值舍人已出院，即封除目命夷简草之，议者以为不可。

此例中，黄夷简时为光禄少卿，主要职责是掌管祭祀、朝会、宴乡酒醴膳羞等。但宰相张齐贤有意荐拔，在中书舍人不在的情况下，命他草写了时间要求紧急的除目，结果被人议论为不当之举。

其三，是出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六十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十月丁丑条，记载如下：

初，中旨除朝议大夫、直龙图阁、知庆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，朝请郎、知虔州唐淑问为左司谏，朝奉郎朱光庭为左正言，校书郎苏辙为右司谏，正字范祖禹为右正言，令三省、枢密院同进呈。太皇太后问：“此五人何如？”执政对：“协外望。”章惇曰：“故事，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，然后执政进拟，今除目从中出，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，得非左右所荐，此门不可浸启。”太皇太后曰：“此皆大臣所荐，非左右也。”

在该例中，除目自“中旨”（皇帝不经中书门下省直接下达的旨意）下达，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，章惇认为惯例上除目都是“执政”草拟后由皇帝决策，而当时“除目从中出”，质疑宣仁太后是否采信了其他渠道提供的人事信息，因此表达了不满。结果宣仁太后予以否认，但最终任命时未能全部任命，范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，范祖禹改为著作佐郎。

在此例中，章惇的质问引起了朝臣的一波舆论反弹，主要原因在于章惇当时任知枢密院事，在商拟除目方面亦有越权之处。因此，章惇遭到监察御史王岩叟、侍御史刘挚等人的攻击。当时的侍御史刘挚的上书中对除目拟制的主体有着详细的论述，同时也深入阐述了宋代对除目拟制主体严格规定的意义所在：

臣窃睹自来朝制及近降官制格，凡差除，有中书进拟者，有枢密院进拟者，有三省、枢密院同进者。盖建官分职，各有所治，法无相参也。三省、枢密院同取旨者，似止于差除帅臣、边镇大吏、内臣近上差遣而已。今差谏官、罢侍讲，不识枢密院何为而预也，外言籍籍，皆以三省容纵密院侵紊政体，莫不疑异。臣窃谓国家所恃者在纲纪，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，纲纪正于上，则下无邪志；名分治于下，则政无多门。一有夺移，何患不起？朝廷今日正当尊强君道，谨守祖宗法制，严臣下之名分，以消压权僭之心。今废置官吏，陛下大政；而三省之事，枢密院本非其职，踰法出位，横造议论，公然犯分。臣恐积微至着，交乱官守，渐行私意，以害政事。上则陛廉之等慢，下则倾夺之患生，杜渐防微，实系国体。

从中可以看出，宋人把“差除”视为涉及“国体”的大事，在信息渠道控制上尤为关注，其拟制主体有严格的规定，各类官员拟制信息流动渠道分明，防止“横造议论”，政出多门，对政事产生冲击。

（二）除书的起草与内容

除目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官吏任命的名单条目。除目在商议阶段，以条目的形式出现，但确定除授结果之后，唐宋时期多由中书舍人负责草拟除书，这个环节在唐宋时期称谓多有变化，可以称之为“草词”“行词”或“书行”等等，其实际就是由中书舍人起草文书，然后“书名行下”。除目的内容也远比条目丰富。这也是除目能够广为传播，为士人所关注的重要基础。

前文已述，《容斋随笔》中称白居易在诗词中喜用“黄纸除书字”，实际上白居易曾经撰写过大量的除书，很多保存于《白居易集》中，在此选择较为简练的一则《裴廙授殿中侍御史制》予以例证：

敕：某官裴廙：贞观初，张行成为殿中侍御史，纠劾巡察，时以为能。朕思宏贞观之风，故选御史府官，亦先其精敏刚正者。以尔廙动循道理，语必信直，励其志节，有类行成，因授厥官，无忝吾举。可殿中侍御史。

这个除书涉及了历史掌故，选官标准，以及被任命官员的品行评价，皇帝对于该官员的期望等，用词简洁，语句典雅。从中也可看出，草拟除目需要熟悉典故和吏制，并有相当的文字功力，并非易事。并且，除目内容往往因起草者的文风而异，曾巩的《元丰类稿》中曾言：“方除目填委，占纸肆书，初若不经意，午漏。诓菰豪羯下砣。凡除郎御史数十人，所以本法意，原职守，而为之训敕者，人人不同，咸有新趣，而衍裕雅重，自成一家。”

除目在草拟过程中，不但文字水平要求高，为了保密，在时间上的要求也比较急。南宋时期的洪迈记载：“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，自唐至本朝，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，逮于告命之成，皆未尝越日，故其职为难。”欧阳修曾抱怨：“然予方与修祖宗故事，又修起居注，又修编敕，日与同舍论议，治文书所省不一，而除目所下，率不一二时，已迫丞相出。故不得专一思虑，工文字，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，而复诰命于三代之文。”宋代王禹偁在诗词中也曾回忆草拟除目“词头”时担心耽误时间的经历：“制历无多事，［自注：阁下有制历当直舍人，如无除目，书名而出。］词头每怯迟。”当然，到南宋之后这种时间要求有所松弛，有记载说：“南渡以来，典故散失，每除书之下，先以省札授之而续给告，以是迁延稽滞。”

正因为除目并非简单的条目，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，在时间上也有要求，所以要求起草者熟练掌握经籍典章、职官制度，具有相当文字素养。这里对于文字水平的要求并不是以文采为要，而更多地是要求才思敏捷，用词典雅，符合规制。因此，一些擅长草拟除书的官员在史书中留有盛名。在唐代，《新唐书·杨炎传》曾有记载：“（杨炎）迁中书舍人，与常衮同时知制诰。衮长于除书，而炎善德音，自开元后言制诏者，称‘常杨’。”在宋代，长于草拟除目的“倚马之才”尤为士人所推重，史籍文献中多有记载。宋初官员陈知微长于草拟除目，被赞为“虽无奇采，而平雅适用。一日，进改群官，除目纷委，适当知微次直，思亦敏速”。宋末王应麟被赞之为“若行云流水”，“公四入中书，遍行诸房词命，方除目填委，他舍人搁笔不下，公独从容授之，若行云流水，悠然泛然而莫知其纪极者”。

（三）除目的“封还”

除目事涉人事变动，负责拟制的官员如果对拟升迁的官员持有意见，就有可能拒绝拟制文稿。这是唐宋时期文书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，也是考察“除目”信息流动中的重要一环。兹有两例为证：

其一，见于《宋史》列传第一百三十五：

初，本中与秦桧同为郎，相得甚欢。桧既相，私有引用，本中封还除目，桧勉其书行，卒不从。

此例中，吕本中与秦桧有故交，秦桧要求其“书行”。但对秦桧私自引用的官员，吕本中坚持予以“封还”，始终不肯屈就秦桧。

其二，见于《宋史》列传第一百五：

（彭汝砺）方居家待罪，得确谪命除目草词，曰：“我不出，谁任其责者。”即入。饣钩，辨论愈切。谏官指汝砺为朋党，宣仁后曰：“汝砺岂党确者，亦为朝廷论事尔。”

此例中，彭汝砺不满蔡确被无辜陷害，上疏直言未果。当朝廷命令他草拟谪贬蔡确的除目草词时，他坚持原则，予以“封还”。

这两个例子中，吕本中、彭汝砺都是时任中书舍人，拟定除目为他们的职责，故而能够有机会“封还”。吕本中和彭汝砺通过“封还”除目的举动，表达了自己对任免官员的意见。

（四）除目拟制中的信息保密性要求

除目关涉人事升迁贬黜事宜，对于信息保密性的要求非常之高。这种信息的保密性要求主要体现在商议除目以及草拟除目的过程中。特别是在大除授的时候，有“锁院”或“锁宿”的要求。宋宁宗时期，因出现閤门舍人读错宰相任命文书的事故，皇帝即令：“今后宣麻人与学士同锁宿，点句与之，以便宣读。”从中可见“锁宿”制度到南宋依然施行。有关除目拟制中的保密性要求，兹举两例为证。

第一例，见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十五天禧四年（1020年）六月丙申条中有关“寇准罢相”前政治斗争的记载：

谓等益惧，力谮准，请罢准政事。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，诺其请。会日暮，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，示以除目。殊曰：“臣掌外制，此非臣职也。”乃召惟演。须臾，惟演至，极论准专恣，请深责。上曰：“当与何官？”惟演请用王钦若例，授准太子太保。上曰：“与太子太傅。”又曰：“更与加优礼。”惟演请封国公，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，于小国中指莱字。惟演曰：“如此，则中书但有李迪，恐须别命相。”上曰：“姑除之。”殊既误召，因言恐泄机事，臣不敢复出。遂宿于学士院。及宣制，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。

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，皇帝与丁谓商议寇准罢相一事，结果“误召”晏殊，后又召钱惟演共同议定除目。寇准罢相一事发生于天禧三年，即1019年，晏殊时为太子舍人、知制诰、判集贤院。这个职位既不属于草拟“御笔亲除”的翰林院，也不属于负责起草“宰相奏拟”的中书省。宋真宗召晏殊商议除目，因草拟除目非晏殊的职责所在，晏殊不敢参与。因此有“误召”之说，晏殊主动回避此事，并保守机密。而被宋真宗后召入宫的钱惟演时为翰林学士，正是负责草拟“御笔亲除”，所以符合制度。尤为要注意的是，晏殊因自己被误召，怕泄露机密，留宿于学士院中。其后，公布的除目与晏殊所见不同。

第二例，见于宋代王巩的《闻见近录》中的记载，当时宋神宗和大臣议定除目之后，特别交代：

“朕与高遵裕期，某日当下灵武，候告其捷，当大庆赍。至是，官制可行，除目可下。”仍戒之曰：“外人有知者，不过卿等数人，勿泄耳。”又命执政戒雍、震。

在这个例子中，宋神宗在议定除目之后，特别交代大臣对除目切勿泄密。并且，对于记录除目的中书校正官吴雍与王震还不是很放心，特别交代执政大臣对两人进行再次告诫。